行贿与受贿，就像鸡生蛋、蛋孵鸡一样，两者互为条件、相互对应、不可分割。长期以来，各地司法机关在严厉惩治贿赂犯罪工作中，将许多受贿罪贪官绳之以法，与此相对应的是，却很少把行贿人推到被告席上，并且，受贿者与行贿者受到惩处的比例悬殊，这让很多人产生困惑。据统计，２００４年，山东省临沭县检察院立查受贿案３２件３２人，行贿案１件１人，行贿案占受贿案的３．１％。２００５年，立查受贿案３３件３３人，行贿案２件２人，行贿案占受贿案的６％。２００６年立查受贿案３１件３１人，行贿案１件１人，行贿案占受贿案的３．２％。２００７年，截至１０月２４日，立查受贿案３５件３５人，行贿案１件１人，行贿案占受贿案的２．８％。笔者认为，行贿案件案源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    １．“态度”好坏决定是否立案

    目前，多数办案人员都采取了这样一种办案方式，当行贿人第一次被询问时，办案人员首先对其进行法律政策教育，只要行贿人能够积极配合检察机关，把行贿的时间、地点、方法和数额，如实地交代清楚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检察机关一般不会对其立案。否则，即使行贿数额刚刚达到了立案标准，如果行贿人死活不交代自己的行贿事实，这时，办案人员将会依据法律规定，果断对其立案侦查，继而采取强制措施。

    因此，当行贿人接受办案人员的第一次询问时，绝大多数都能够“积极配合”。例如，今年８月份，临沭县检察院立查了一起受贿案，依据嫌疑人胡某的供述，办案人员先后找到行贿人３２名，其中１人拒不配合办案被刑事拘留，另外３１人因表现较好被“网开一面”。行贿人马某说：“实际上，办案人员已经掌握了我的送礼问题，我如果再不如实说清楚，就是自讨苦吃，晚说不如早说。”

    ２．行贿犯罪的主观要件难以界定

    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，是行贿罪。在经济往来中，违反国家规定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或者违反国家规定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的，以行贿论处。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，不是行贿。

    从这一规定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行贿犯罪的主观要件就是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”，但是，什么是“不正当利益”？实践中很难把握。如工程承包商边某，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份，与某政府机关签订了为期３个月的开荒造林合同。待工程保质保量、如期完工后，仍有１０万元的工程款不能被要回，边某急得团团转，被迫向该单位的“一把手”行贿，才要回了工程款。这种“利益”是正当还是不正当，司法实践中很难界定。

    ３．多数行贿数额达不到立案标准

    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若干数额、数量标准的规定》中指出，行贿罪的立案标准为１万元以上。对单位行贿罪中，个人行贿在１０万元以上，单位行贿在２０万元以上。但是，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，各地人均收入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，尤其是在基层，大多数行贿人的行贿数额不算很高，还达不到规定的立案标准。如临沭县检察院在２００５年以来查办的９９件贿赂犯罪案件中，涉案的４５０余名行贿人中，行贿超过１万元的仅有４人。

    ４．查办行贿犯罪案件的心态不统一

    首先，在当前现实生活中，贿赂行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，凡遇到大事小事，都要进行“表示”，不“表示”就很难办成事，甚至有些应该能够办成的事，都办不成。当然，在这些行贿人中，有很多是极不情愿地“割肉”，他们不甘心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送给别人，往往是送完了礼以后，痛骂受贿人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有些办案人员对他们持同情态度，从心理上不愿查处行贿犯罪案件。

    其次，对于有些行贿人来说，他们往往是直接利益的受益者，在日常生活中都与受贿人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。如果让行贿人开口，把矛头直接指向自己的利益共同体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为了突破受贿案件，办案人员倾向于对行贿人作出“不予追究刑事责任”或者作出“相对轻缓处罚”的承诺，解除行贿人的“后顾之忧”，避免他们“抗拒到底”。

    由此，实践中常见的现象是，当前某些检察机关，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，一味追求先从行贿人开刀，突破受贿案件，对行贿人过分放纵，甚至有案不立，立案不查，查而无果。殊不知，这样做会给行贿人造成一种错觉，认为即使案发，检察机关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，当然平安无事更好，这样一来，行贿的风险就远远小于得到的实际利益。     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临沭县检察院）